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先祖渠济，上党区长子县人。元末明初其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经常从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和枣贩回上党，年长日久，有了些积蓄。明洪武二年（1369），便把其父接到祁县定居。后来其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到渠源祯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初具规模，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油粮、茶叶，并兼作钱业生意。到清朝乾嘉年间，渠源祯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巨商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渠映璜逝世前有银 120万两，其子长瀛、长发两门各分银60万两，因长瀛早逝，由其两个儿子源潮、源祯继承，各分得银30万两，而长发的60万两银由其子源淦、源洛继承。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祯，字筱洲，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6000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祯还与源潮、源淦、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人称“旺财主”的渠源祯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如同治年间，渠源祯投资银30万两入股在平遥县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一笔3000万两的巨款，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 1万余两，渠源祯每次分红10万两，连续分红三次，挣回原来的本钱后，源祯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源祯，他笑而不答。后来源祯才说出其中缘故，原来他认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衰，买卖有挣就有赔。百川通存银是旗人的，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难免要耍无赖。何况发财也要有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这样股息皆得。若到亏损衰败下来就悔之已晚！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源祯之识见，一时在山西商界被人广传。

　　渠家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认为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还须通过培养子弟，使其走科举之途进入官场。既可改变商人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又可用以巩固其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另外，随着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渠家深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于是，便延请有这方面知识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期望他们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渠源祯之子渠本翘，就是渠家最杰出的传人。（摘自《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张正明著，1995）

　　明末清初，祁县渠家在全国各地所营之商，其规模之宏，资财之大，确为商界巨擘。他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可谓“汇通天下”。渠家的商业能量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外商业史上是罕见的。

　　一、有胆有识

　　渠氏先祖渠济，是于明洪武二年从上党区长子县据家寨迁入祁县的。这以前，他的三个儿子敬信、守信和忠信，便从上党背挑上潞麻和梨到祁县做小本生意。他们走村串户，把潞麻和梨换成粗布和枣。带回老家再换成潞麻和梨。就这样循环往复，麻换布、布换麻；枣换梨、梨换枣，年深日久，兄弟三个就富裕起来。随之，人事也惯了。情感也深了。便把老人接来定居。后来买卖日渐兴旺，到旺财主的祖父渠映璜、父亲渠长瀛时，积累越来越多，便在祁县城内东大街买下地产，盖起砖瓦房。接着又筑高墙大院，不断扩建，以至形成了宅第连云的建筑群，再加上其后人历年不断地购置和兴建商号店铺，形成了渠家在祁县城内可观的房院。

　　渠家发展到第十七代“源”字辈时，成为晋中人大富户之一的百万富翁，被乡人称之为“田喜财主”(渠源潮，字星海，小名田喜)、“旺财主”(渠源浈，字筱洲，小名旺儿)、“金财主”(渠源淦，字松坡，小名金儿)，“重财主”(渠源洛，小名重儿)。这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人丁兴旺，成为渠家兴旺发达的极盛时期。“源”字辈，承袭其先祖渠忠信等历代经商的衣钵，创办了不少商号。

　　“长裕川”茶庄的前身是“长顺川”，开办于清乾、嘉年间。起初源潮、源侦兄弟二人合资经营，后改为源潮主管号事，更名“长裕川”。有生意20股，身股、财股各半，资金40万两。每逢开账分红，渠氏除财股外，另加三个身股。最盛时，每股可分白银七八千两，合白洋一万元。“长裕川”有分号十余处，遍及半个中国，有店员百余人，总号有店员20余人。“长裕川”每年从两湖运往各地的砖茶达百余万斤。而当时的运输条件极差，全靠畜力运载，由两湖至绥远，路经数省，征程万里。南端水陆辗转，车船起运；北端沙漠浩瀚，旅途茫茫，历尽了艰险。

　　“三晋源”票号，创设于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资金30万两，股东渠源浈，人称“旺财主”，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总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6000余两。辛亥革命后，票号纷纷倒闭，惟独该号与大德恒、大德通并存，继续营业直到1934年。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晋省人民发起争矿运动，群情激愤，要向英商福公司争赎平定、盂县、潞、泽一带的矿权。旺财主的长子渠本翘见义勇为，捐出重资，将矿权赎回。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渠本翘出资5000两白银，接办了山西省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及至上海、秦皇岛等地的“耀华”玻璃公司、晋华纱厂、晋生纺织厂等都有渠家的股份。还有“百川通”票号、“诚记”茶庄、“吉庆和”布庄、“是盛楼”糕点食品铺、“书业诚”书画文具店、“永春原”中药房等不一而足。渠氏商号在百余年的营业中，不但发展了茶、盐和金融业，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一整套经营管理方法，给祁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有谋有略

　　旺财主开办“三晋源”票号，首先是“谋”，有了“谋”之后就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办。起初对票号别无要求，只图保住他的30万两白银就行。于是请了文水县人武呼之任总经理。票号办起了，怎样保证他的30万两本银呢?他选了票号的一个偏院，暗暗筑了一个银窖，将本银入窖为安。1934年“三晋源”票号停业了，不但没亏本，还有余存。

　　同治年间，旺财主投资30万两白银入股于平遥城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3000万两巨款，只保存款，利息分文不要。“百川通”大走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10000余两。旺财主每次分红10万两，连续分红三次后，原本挣了回来，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一时十分惊讶，好些明智人士也大惑不解。有探问者他也只是笑而不言。后来失漏天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一衰，买卖有挣就有赔，这是自然规律。况百川通的资本多是旗人的，用别人钱来挣钱，终究不保险。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能不耍无赖?总之，发财总得有够，差不多了就应该知足撒手，这样罢手就股息全得。若到亏损衰败下来就悔之晚矣！”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因而旺财主经商有道的公论在山西商界内外一时被人广传。正是旺财主经商理财有谋有略，才能在清末商业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有方有才

　　商业的兴衰在于决策，决策的运筹要靠信息，决策的实施必须有人才。在当时，由于渠氏的商业活动，使山西南通两湖，北连草原，不但在地理上沟通南北起了纽带作用，而且对祁县人经商习惯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祁人俗语说：“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于是教育子弟“好好写字打算盘，长大住上个茶票庄”，当时的意识是“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可见祁人对经商，尤其是对茶票庄的仰慕了，这就给渠氏经商提供了大量将才。渠家的买卖所以能挣钱是和旺财主的用人分不开的。他的用人也有几个方面。首先说他的号规惯例：

　　1．分号和总号机构的领导方法和制度。总号对分号机构的指示、安排，分号和总号的请示汇报，都用编号和记日期的书信进行。写书信的方法多用暗语谈号事，遇到机密的重大问题派高级的掌柜来往口述，并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查号办法，以检查业务的得失和考核人、号的成绩。

　　2．对全号人员的号规。号内人员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长支短欠，对号内财物不得挪用，号掌不得当保，不得兼营其他任何业务，禁止嫖赌和吸食鸦片，不接待个人亲朋，非因号事不得到分号串门；在家休假时，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闲坐；号内人员不得向东家掌柜送礼；号内人员如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人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号内人员之间不得互相借贷，不得在外惹是生非；人员如有过失。不得相互推诿，不许包庇。号内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即：打架斗殴者，挑拨是非者，结伙营私者，不听指挥调动者。

　　这些号章号规，不论经理伙友，一视同仁，一律遵守。如在任期内确能尽职尽责，劳绩突出，号务大有起色者，由财东酌给酬劳为报。如不称职者，由总号调回察看，再定去留。如有营私舞弊，一旦发觉，酌量情节予以惩戒。

　　渠氏在用人方面是非常慎重的。先由介绍人说合，或自己察访，如确实认定其人有猷有为，能攻能守，能担得起经理掌柜之职责者，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不疑。一经选中聘用，就给顶身股等优惠待遇，并将资金交与掌柜，不加过问，只候决算时报告。如遇大势所趋的亏损，渠氏不责掌柜失职，还要给以安慰，补足资金，重振旗鼓。如“三晋源”于1934年停业后，掌柜与伙计们觉得无事可做，坐吃老本很不体面，于是纷纷请退。但旺财主一个也不让走，全留下来，仍是薪俸照发。由于财东对伙计们的体贴信任，形成掌柜、伙计们对经营之事的卖力，并能自觉遵守号规。同时，选来的掌柜都是市场上的坚将，再由坚将选拔伙计，强将手下哪有弱兵?所以渠氏商号中的掌柜是强将，伙计是良才。如“长裕川”茶庄绥远分号那么大的摊子只有六个人，即一个掌柜叫袁继周，上街的二人，账先生一人，内事先生一人，帮写一人。其他分号也大多数是五六人。渠家的商号繁多，分号上百，一百个分号一百个掌柜。这些将才们各把一方，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在经营过程中创出了一套好的方法。

　　1．看“盘子”，测行情，搞活经济，把生意做得很好。如贱买贵卖，贵买贱售。一旦买卖到手，即付成交。要注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别人不干我干，别人干起来我大干，别人大干起来我抓质量，别人的质量上去我薄利多销，别人削价我转业．老在他人前面。

　　2．以诚相待。对顾客热情接待就能把顾客招徕，多做了生意。

　　3．保质保量，信誉第一。商品必须创牌子，叫别人竞争不过，才能多做买卖多挣钱。

　　4．想方设法方便顾客，整买欢迎，零买也高兴。

　　5．广泛联系接纳，因人而易。比如买食盐，分量准点，使顾客有好感，乐于再上门。

　　6．春赊秋收，专留尾数，以拉顾客。

　　7．互通信息是搞活业务的重要保证。信息十分重要，谁能最快、最准地捕捉到信息，谁就能捷足先登，获得成功的机会多、把握大。渠家不论茶庄还是票号，设有很多分号，而分号内的上街的就是捕捉信息的。

　　渠家在百余年的经营中，经商有道，用人有方，人中有才，方、才、道同时并举，使其在群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作者：张礼明 段 镇 董义全，引自《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