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明代蒲州商人杨光博，“生而秀慧，有立志，幼治《周易》，日夜考考，用心甚苦，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也，虽挟资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贤嘉言则手录之，久久成帙，题之曰《日用录》。”蒲州商人韩玻“尤好观古今书籍，故虽牵车服贾，能以心计通货贿而擅其盈，然必以义施，以廉受”。蒲州人沈邦良“幼知学，进取甚锐，后以家务服贾，……放南帆扬越，西历关陇，乘时废居用，能拓产殖家，而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盈于囊箧，其嗜好然也”。清代蒲州人薛英贤“鬻烟纸于市，夜辄苦读”。还有一位明代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更相过从，上下议论，其所厚善，至为具笔札费，后多举科第、仕显宦者。于是江淮数千里间，皆籍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一日部使者视盐荚，有所咨问，诸贾人咸蓄缩不能应，翁前画便宜占对如响，诸贾人自谓不及翁才，因共推翁为盐荚祭酒”。蒲州盐商展玉泉，捐数百金，得投归德商邱驿丞，对经营之沦盐，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汝。”展玉泉虽然花钱买了个小小驿丞，但受到了同业者的羡慕，他们“荣其贵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河津贾人史记言，“寻至运城，为诸生所辱，归始发愤读书”，后竟然科举中万历年戊戌进士，知河南济源县。此后，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