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依
傅山（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07-1684），是太原府阳曲县西村（今太原北郊）人，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竹青，后改为青主，号真山、朱衣道人、侨黄老人等，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是一位深有民族气节而受到人民尊敬爱戴的人物。
傅山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虽曾有人做过官，但父亲傅之谟却未求取功名。傅山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他十五岁应童子试入庠，二十岁为廪生。傅山一生研究领域甚广，对经史、诸子、道教、佛教、诗文、书法、绘画、音韵、训诂、金石、考据、杂剧等都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崇贞九年，三十岁的傅山进入山西最高学府——三立书院学习。受到提学佥事袁继咸的赏识。在三立书院期间，傅山曾组织、领导了晋府生员一百零三人赴京为袁继咸鸣冤叫屈，这一义举，使他名振天下。太史令马世奇为此撰写了《山右二义士》：“先生以是闻天下，”“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
李自成起兵后，他痛心于山河破碎，常怀恢复大志，直到明亡以前傅山一直致力于挽救明王朝的危覆。在李自成率军入晋时，明大学士李建泰奉旨督师援晋，名振一方的傅山在李建泰的盛情邀请下出山。后来，由于义军迅速占领晋南，李建泰得知其家乡曲沃已陷，便无意进军，退兵保定。不久后，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傅山又开始了长期、秘密的反清活动。
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相比，傅山具有更加坚定和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立场。甲申年（1644年）八月，清兵入关后不久便挥师入晋。傅山很快由反对义军转变为反清。为了保持气节，免遭剃发和从事反清活动的便利，傅山到寿阳拜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士，排辈份为真字辈，取名真山。他穿朱衣，自号朱衣道人、丹崖翁、松侨、侨黄老人等，无不寓有对朱明的怀念和国破家亡的沉痛。他还以行医作掩护，四处云游，进行秘密的反清活动。他制作的“头脑”、“帽盒”，据说都有反清寓意。顺治六年（1649年），他参与了汾州义军的反清斗争。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又参与了宋谦在河南举义的策划，失败被捕后经人营救出狱。其后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又“南游浮淮，渡江至金陵，复过江东，北至海州”（丁宝铨《傅山年谱》），到南方后，张煌言、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已失利，他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太原。康熙十八年，年逾古稀的傅山冒死拒绝应征清廷的博学宏辞科。阳曲县令奉旨用担架把傅山强迫抬到北京，仍拒不应试。康熙皇帝特准免试授中书舍人职衔，许放还山，但他还是拒不谢恩，装病躺在金銮殿上，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晚年的傅山潜心治学。江南之行后，由于清廷在全国的统治已基本稳定下来，这使他对故国匡复的希望更感渺茫，同时对自己已年近花甲而一事无成也深感痛悔。从此他便移志学海，餐采百家之说，执着于学术领域的开拓。在这个时期他和全国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来往密切。从江南返晋后不久，他到河南拜会了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孙奇逢。此后顾炎武、王世祯、阎若璩、潘次耕、朱彝尊、戴本孝等，先后来到阳曲松庄访问了傅山。这些学术交流对傅山思想的发展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重实用、反理学的哲学思想
傅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有着十分超前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在哲学领域内达到的思想水平在同时代是很多人都难以企及的。
傅山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的。人应该顺应规律，遵循规律。同时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很必要的条件，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霜红龛集》卷三十八：“凡事天胜，天不可欺，人纯天矣。不习于人，而自欺以天，天悬空造不得也。人者，天之便也，勤而引之，天不深也。”“若不教之以人为之事，但性著所为，暴殄无惜，一味歌天之所为，则非也。何也？天爱人，不能使人坐而得衣食也。即如诸器物，皆不徒如是，因我得以除之，执之而为之，自暴情窳之人，自以为我何不任天，而必欲以人事自若者，不是也。”这些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同时，傅山认为认识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实用，为了更进一步改造自然，还应从实践中学习，只有在不断实践中才能达到认识事物把握规律的目的，要不断在实践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提倡在实际生活中开阔视野，取得知识，提出“好学无常家”的论断。他说：“道之所在，金之在矿也。显显隐隐，任读者遇之。”（《庄子批点》卷一之《齐物论》）《霜红龛集》卷三十二：“山于此章，恰要以下士为得道之人，何也？勤行者，崇有者也。”
傅山还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体，所以要在运动中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区分事物的量与质变化中，确定事物的用途。《荀子校改》中说：“壮变，谓形质异也，而实无别而为异者也。草木本一物，而地遂所在不同，此随地而化，虽化而仍实为一物。”《霜红龛集》卷三十五：“诸器以量受度数举而名之者，惟成之则是，败之则非。若非以量数举而名之者，即败之亦是也。如桃木之败，仍曰桃木，杨木之败仍曰杨木，谓其木之有用，而木之不因其为桃与杨也。”这些话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
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
傅山一生并未有过做官的经历，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他的内心深藏着兼济天下的抱负，希望终有一天能实现安邦治国的社会理想。从青年时组织、领导三立书院的学生运动，到后来又长期进行秘密的反清活动都与他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有关。他总结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和反清斗争失败的经验，逐步认识到明、清两朝共同的反动本质，并把反清行为升华为反对专制主义、专制制度的思想高度。提出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主张由市井贱夫平治天下。这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中，无异于晴天霹雳，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傅山提出自由的思想。他主张扫奴性，树立人的独立人格，他尤其不满于造成种种压抑个性、禁锢思想和缺乏独创精神的奴性。他赞颂管仲、范蠡、张仪、诸葛亮等善于变通而建有大功的谋略之士，并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于这样的人身上。《霜红龛集》卷三十七中说：“不拘甚事，只要不奴。奴了，随他机巧雕钻，为狗为鼠已耳。”他把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斥之为奴才、奴人、奴儒、奴君子，并把他们比做天地的腹疾。这些人缺乏个性，毫无独创精神，只能空谈义理，不能经世致用。如果用于治理国家，必定会误国误民，贻害匪浅，所以应该“本自然之道”，让人们“性之自为”（《霜红龛集》卷十四），自由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自由人。
其次，傅山又明确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在讲究尊尊卑卑、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它直接抨击了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下的君王提出了挑战。《霜红龛集》卷三十一：“王侯皆真正崇高圣贤，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在这里，傅山并不完全反对圣人王侯存在的必要性，但他坚持他们与民众关系的平等。不是民众事圣人而是圣人要为民。 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依护大人以为生，故爱大人。”否则，如果“大人不为民而自为，那就是‘草芥’、‘寇仇’ ”。
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傅山进一步提出民治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他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并主张“市井贱夫平治天下”（《杂著录·圣人为恶篇》）。他认为市井贱夫即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最有理者”足以平治天下。
傅山身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各种近代思潮悄然酝酿兴起的封建末世，又经历了明、清之际强烈的社会变革。他的社会理想就具有了某些超越一朝一代而反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近代内容，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兴起的集中反映。
平阴阳、重养生的医学思想
傅山不仅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启蒙思想家，而且也是当时名盛一时的医学家。他在医学领域内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傅山的医术，不仅在当时就有“仙医”的口碑，也受到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高度评价。顾炎武于康熙癸丑（1673）年为其《大小诸症方论》作序说：“予友傅青主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
傅山医学思想的核心是“平阴阳”的辩证思维。他认为人体是阴阳双方的对立统一体，人的器官也分属阴阳，合成为生命。在这个统一体，阴阳双方互为联系、互为依赖、互为作用。人的生命的存在，就是阴阳双方得到平衡的结果。所以为了保持健康，维持生命的存在，就要“阴盛则引阳，阳盛则引阴，否则，阴阳相引为欠，故人将死则欠也”（《霜红龛集》卷三十七）。
那么，如何平阴阳呢？傅山提出了“身是命之所依”的养生说，即以养生来达到平阴阳的目的。养生的关键是要爱惜人体的精气，“精气是最胜大药”。傅山的这种养生说是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养生论。含有预防为主的喻义，对后人的保健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
傅山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学者、启蒙思想家和医学家，在诸多领域达到了很高造诣，这在同时代乃至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受到了梁启超等许多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但由于他长期僻居山村，与外界接触较少，且不与清廷合作，使得他的许多著作流传甚少。这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致使后人对其思想成就及诗文等方面达到的艺术高度知之甚少，认识不足，这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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